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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革开放使榆中农民由穷变富——访原榆中县人大常委会主任侯守英


发布时间:2018-12-19 15:08:27 来源:榆中发布

被采访者简介: 侯守英,男,1941年3月出生于山西省寿阳县,中共党员。1965年从部队转业到榆中县,先后从事商业、民政、计划、组织等工作,历任民劳局局长、计划委主任、组织部副部长。1991年任榆中县人民政府副县长,1995年后任榆中县第十三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主任,2000年调任市人大工作。2001年1月退休。在榆中工作期间,任劳任怨,身先士卒,曾跑遍了榆中的山山乡乡,对榆中农村的变化情况非常熟悉,是榆中农村改革开放、由穷变富的见证人。

   2018年4月24日,笔者有幸采访了原榆中县人大常委会主任侯守英。

  笔者:“侯老,您好!今天想请您谈谈改革开放前后榆中的一些情况。请问在改革开放之初,您在我们榆中县任什么职务?”

  侯守英:“我是1965年从部队转业到榆中工作的,我在榆中县工作生活了35年。从1976年到1986年,我在县民劳局长这个位置上干了10年!”

  笔者:“那请您谈谈改革开放前后榆中县经历的一些情况好吗?”

  侯守英:“说起改革开放前,榆中县就是一个字--穷。因为那时候我是民劳局长,经常下乡到贫困户家里去,北山去的最多。那时候不论是省上来人(领导视察),还是市上来人(领导视察),都是我领着到户里去,扶贫工作量大面宽。那时候干部穷、工人穷、农民穷,贫困户就更穷。”

  “穷到什么程度呢?缺吃粮是主要的,除了吃饭问题,还缺锅、缺碗、缺水,什么都缺。韦营有个村里的一户贫困户,有次干部派饭派到他家了,吃饭时没碗,派去的工作组员是一个当兵的,进到户里实在看不过,就给这家人买了几个碗。后来我每到贫困户家里,先数有几口人,再数有几个碗,再查看被子、褥子、席子,看人均够不够。有一次到一个户里,我让这家人把他家里的碗都拿出来,这家共有3口人,只拿出来了2个碗,我就问,还有一个人吃饭用什么吃呢?这家人说,家里还有一个陶瓷的缸缸子顶着当碗用呢。我又问,那锅上怎么没有锅盖呢,他们说,门背后呢,拿出来一看,是一块门头片片子。”

  说到这里,侯守英若有所思,又深情地说:“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县上经常会晚上加班召开会议,主题就是催收公购粮;而一交上了公购粮,好多农户家里就揭不开锅了,县上不得不又马上组织安排群众生活,所以全县工作会经常处于这么个矛盾的局面。”

  “我也曾经想过,榆中县穷的根子在哪呢?榆中县的气候条件除了北山地区,其他地方不算差,土地不算薄,人又不懒,导致穷的问题的症结在哪呢?看来平均主义大锅饭确实有些问题了,生产过程中出工不出力,出力了没效率。如果把土地直接包给农户,生产情况会不会变样呢?我们当时想是想过,但谁也不敢提啊。”

  说道榆中县的财政情况,侯守英回忆道:改革开放前,榆中县财政工资主要依靠的是县水烟厂,其他收入很少。当时人们不了解包产到户的好处,也不理解穷是大锅饭造成的。后来看,计划经济确实有其历史局限性。对包产到户这个问题,刚开始好多人都想不通,不论社员还是干部,或是县上的领导干部们,都想不通。人们认为,毛主席领导我们走集体化,集体化这么长时间了,好不容易创造了些集体财富,现在怎么又要让我们分呢?统统分给各家各户了,认为分地是走回头路。想不通,不愿意分,以为集体就是好,具体好在哪儿,说不出个所以然来。还有人担心地分开了缺牲口,缺劳力,没法耕种和收获。也有人有怕变的心理,担心政策不稳定,地里该投入的不敢投入。后来的实事也证明,党的农村土地政策上的持续稳定,给农民吃下了定心丸。

  但当时,干部群众都想不通。那就开始转变观念。干部就下乡去做工作,由计划经济转商品经济,搞市场经济,县上没啥商品。当时缺粮食,饭都吃不饱,哪有什么商品可搞市场经济呢。县上当时就有个机械厂还有点农用产品,水岔沟煤厂也就是个3万吨产量的厂子,而且煤炭质量还不怎么高。于是,开始发动搞乡镇企业。办了些乡镇企业,比如印刷厂、塑料厂、水泥厂、氧气厂等等。这些改革开放的举措都是榆中县走过的路。

  谈了这些,侯守英无比感慨地说:“不是改革开放,榆中变化没有这么大。刚包产到户,确实出现了些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的矛盾问题,农具、牲口都缺,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,总是想办法解决了这样那样的困难。分开地后,人人都成地的主人了,都开始操心了,就连小孩子都开始操心种田的事情了,能看出来,改革开放,最大化的提高了生产力的积极性。1980年秋收以后,榆中的粮食总产量明显增收。农民的种田积极再一次掀起高潮。可以说经过了三年的奋斗,榆中的农民基本上吃上了饱饭,解决了温饱问题。当时有户农民跟我讲,他自己有耕地以后,就可以由着自己干了,想掏钱投入地也胆子大了,也可以想种什么就种什么了。他当时家里第一次收获粮食时,看到收成是往年的四五倍,心里不知道有多高兴!随后,榆中社会经济逐步得到发展。”

  侯守英说:“我2001年退休,退休两三年后,我去了一趟榆中北山,那变化,简直可以说是天翻地覆啊。首先是乡镇干部结构的转变。大学生特别多,女干部也比较多,而且大多数都是年轻干部,而在改革开放前,全县干部中大学生都是凤毛麟角的。其次是农业种植结构的变化。改革开放前,榆中北山就只有梁坪那个沟里只能种一点点玉米,北山的其他地方根本就不能种玉米。我那次去一看,到处双垄沟播玉米,而且产量还比较高。大量的玉米变成了商品,这就又是一项很好的经济收入了。第三个变化是路的变化。以前的那些个乡镇路,都是些土路,人和车一走过去,都变成了土人、土车了。现在水泥路多的很,到处都是水泥路,连那些个小村子里都铺上了水泥路。第四个变化就是人的穿着的变化。以前我下乡的时候,别说老百姓了,就是当我们当干部的穿补丁衣服都很普遍,几乎没有不穿补丁衣服的人。那次我到北山一看,那些个年轻人,从穿着上根本看不出是城里人还是乡里人。”

  侯守英最后说:“实事证明,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是英明的。没有三中全会,就没有改革开放;没有改革开放,就没有现在这么的好生活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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